瑶医研究论著一、肿瘤类

恶病不宜用补法
中医药学体系是理、法、方、药体系，通过治疗“证”而达到治疗“病”的目的，通过“方剂”形式进行用药，这都是与现代医学不同的特色所在。正是通过这种医药形式，中医药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出了极为有效的方药。一般而言，中医辨证讲究“八纲”，治疗讲究“八法”，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的治法，要与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证候相对应。在虚与实和攻与补的关系方面，一般总要是遵循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原则。然而，在临证实践中，究意应该怎样理解这一原则，又应该怎样应用这一原则，却需深刻体会才能符合临证实践规律。笔者根据家传瑶医药经验，在对红斑狼疮和诸种肿瘤的诊治疗过程中，总结有“恶病不宜用补法”的认识体会，愿意提出来向医界同仁讨教，不当之处，希求指正。一、病因病机分析，证候虚浅，毒邪甚深。
所谓“恶病”，指的是病情重、发展快、难治疗、预后不良的一类疾病。如各种恶性肿瘤和红 斑狼疮就属于“恶病”范畴。这类病如在早期，证候表现往往不引起重视，如咳嗽、胸痛、咽喉肿痛、腹痛、泄泻、关节疼痛等等。从证候性质方面多难以判断准确，而只有通过现代方法探查才能明确疾病的严重程度。而在治疗过程中，由于证候轻浅，也便多以普通对证药治疗。实践证明，普通对证方药在施治中往往效果不佳，随时间推移，病情反而会逐日加重，直至最后达到危殆不治。待到晚期，各种恶性临床表现接踵而至，因病邪久恋不去，且日渐炽盛，消耗人体使之日衰，证候表现为虚弱之象。此时治疗，往往会因病人体质不堪攻击而多用补药，很少会使用大剂攻伐之品，然而正由于此，却多使正气未见其复，反使邪毒日盛一日以至于不可遏制。根据大量实际经验，大致可以证明，以补药治恶病者，极难收到理想的效果。笔者以家传瑶医方药治疗系统性红斑性狼疮和多种恶性肿瘤已十几年，收效显著，濒死的狼疮患者已治愈十数人，各类恶性肿瘤已临床治愈越百人，而有效率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但是认真总结所用药物，大多为攻邪祛毒之药，绝少补益平和之品。其中道理，细究起来，就病因病机而论，当为毒邪深在之缘故。
恶病之所以为恶病，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毒重邪深，危害人体迅烈，且不易祛除。因此欲治恶病，必以猛药方可奏效。对此，笔者倒是相信金元名家张从正的攻邪名论：“邪去则正安，邪未去补之足以资寇”。而恶病不论正气强弱均以毒邪深陷久恋为主，治疗自始至终亦应以祛毒除邪为重，且不可执迷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胜自能祛邪”之论，而滥施补药，贻误病情。
二、证候虚实判断：正虚为标，邪盛为本正虚为标，邪盛为本。在虚实概念界定方面《内经》早有明论，即为“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按此界定，实乃指邪气状态而言，虚则指正气状态而言。如疾病实质果能如概念界定那样清楚明确，治疗也就简单了，实证只需祛邪，虚症只需扶正也就罢了。但是实际临床中，所遇到的病症往往要比概念界定复杂得多。而且，对概念如何理解，对病情如何判断，更需一番深刻思考和体验。关于中医治则，更是有“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规定，然而关于虚实的判断，也需精审才能认识准确。 在多年实际临床中，笔者认为如系统性红斑性狼疮、恶性肿瘤等恶病，要做到有效治疗，就必须要做到证候判断准确。笔者认为，如系统性红斑狼疮、恶性肿瘤，在证候表现方面，初期多表现为轻证，晚期则多表现为虚证。初期轻证多忽视，施用轻浅之药当然不足的拔除毒邪之根，所以往往愈治而病愈甚，终至不治。而晚期虚证多被误治，施用补益之品不仅正气未复，反倒使邪气狂张，最终还是徒然。实践证明，恶病的虚实判断，应当不循教条之理，给以特殊的分析。笔者在临床中体会，对红斑性狼疮和肿瘤，不论初期和晚期，均以邪实为本。因为此类恶病，邪气盛是一直持续始终的。初期证候轻浅时，毒邪便已根深蒂固，而至晚期，虽正气虚衰，但是毒邪却炽盛不退。虽有精气夺之虚象，然绝不可视为纯粹虚证。既然邪气炽盛自始至终存在，在疾病诊断治疗中，祛毒伏邪便应自始至终作为主要方法，以此去解决疾病的主要矛盾，否则，应用补药，势必助邪误病，多年实践使笔者深深认识到，恶病之虚不似常病之虚，常病之虚无邪盛之实，理虚扶正自可收效，而恶病之虚多伴实邪，补之不仅无益，反而有害。故多年来，凡肿瘤等恶病，一经诊断明确，即用家传瑶宝系列攻邪之品攻治，多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治法用药宜忌：邪气未除、补之资寇
虚实补泻之理，本是中医千百年总结出来的治疗用药常规，一般情况下自应遵循，不应肆意突破违背。然而病情有隐有显，治疗用药便应有常有变。中医历来强调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主张规无定规，法无定法。在恶病诊治中，立法用药，自应符合恶病的本质规律。否则，空谈玄理，即使头头是道，终是无济于事。
金元名家张从正著《儒门事亲》一书，在书中论病，首重邪气，一反诸家强调正气、重视补益的习气，开了一代先风，其中真知灼见，笔者于恶病诊治实践中体会犹深。张氏说“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或自外入，或自内生，皆邪气也。”这是首重邪气之论，他还说：“邪之中人，轻则传久自尽，颇甚则结久而难已，更甚则暴死。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胜，而邪气交驰横鹜，不可制矣。”因此他治病多“先论攻邪，邪去而元气复也。”张氏超出寻常之论，用之于恶病诊治为最为切当。
笔者体会，如肿瘤之病，以其恶性生长为特征，生长迅速便需大量营养能量，故晚期病人多呈恶液质状态，大肉下陷，消耗殆尽。此之虚象由邪不可制而成，当此之时，如果妄用补法，滥施营养之物，虚弱之身无力用之，而恶性生长之肿瘤则如久旱适甘雨，利用营养补品，其生长更加不可遏制止。笔者曾查阅《抗癌本草》等文献，大凡能抗肿瘤的药物，十之八九皆为攻邪之品，绝少补益之品，这是实验结论，其原理大概与经氏“邪未去补之足以资寇”不谋而合。笔者家传瑶药，大多为气雄力猛之攻邪药物，应用以来，已治愈肿瘤百余例，无一施用补药者。按常规常理，或有人认为不守经方常道，然治病之道，贵在有效，而有效之方药，必有至理存焉。或有人质疑，虚乏之身不耐攻击、殊不知中医早有古训：攻伐之药，有病者病受之，无病者人受之。而恶病邪盛，正宜攻伐以除之，若斤斤虑及虚实补泻之教条，不能灵活体会应用，虽理近至道，则实而误人。以上仅是笔者于临证中的经验体会，虽难入大家法眼，但是因其在临证中屡试不爽，故本人体验深切，虽可能对他人无补，但于已却甚为重视，故愿在此提出以求指正。中医理、法、方、药体系博大精深，笔者之体会不过沧海一粟，九牛一毛，且笔者所论多有悖常理，然而确为实践直录，不取文饰，以求公允平正之虚名，望诸家深鉴。（覃迅云 覃迅毅 覃迅忠 李玉兰 覃春梅 覃艳梅）恶性肿瘤的辨治体会。
恶性肿瘤是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一类疾病，其病死率仅次于心脑血管病而位居第二。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尚未完全揭示出恶性肿瘤发生、发展的病因和机理，也未能研制发明出治愈恶性肿瘤的理想方法和药物，因此恶性肿瘤仍被视为“不治之症”。面对残酷的现实，人们不仅寄托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在诉求于历史经验的发掘。作为一名祖国传统医学的实践者，与肿瘤抗争已有多年，利用传统医学的方法和药物，在治疗恶性肿瘤方面也确实取得了成效，这证明了祖国传统医药学的价值，也为我们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课题。限于研究水平和学术修养，在此只能就实践经验作一点传统式总结，并提出作者的体悟或认识。
一、深刻认识病证关系
对于熟悉中医药的人来说，都知道辨证论治这一术语。辨证论治是中医药学的特色之一，它是中医临床的准则，中医治病就是要依这一原则进行。这一原则强调“法随证立，方从法出”，即以证候确定治疗方法，随证候变化加减更换处方用药。治病强调“证”，选择治法和遣方用药必须以“证”为依据。显而易见，只要有“证”可辨，就可以立法处方，这种治病方式有很大的灵活性，适用范围几乎不受限制。
任何疾病都有其发生发展的病因和病理，中医学治疗疾病为什么不针对每个病各自的病因和病理，却强调其“证候”表现呢？这就要涉及到病证关系问题。笔者认为，就病证关系而言，病是内隐的，证是外现的。证候是病的反映，证候是否出现取决于病，但应注意证候所反映的疾病并不是单一的，因为不同的病在一定阶段往往会出现相同的证候，所以仅凭证候不能作为鉴别不同疾病的依据。然而，有了病不一定即刻就出现证候，只有病发展到一定程度，影响了组织器官的功能时，才会出现相应证候。因此说只偏重于证候的治疗，往往会与疾病的真正本质有所差距。比如恶性肿瘤，很可能在体内久已发生，可是当瘤体很小没影响到组织器官功能时，可能完全不表现出证候。这时，仅限于四诊方法很难探知恶性肿瘤的发生与存在。并且肿瘤与其它疾病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影响的器官功能相同，也可能会出现相同的证候表现，遇到此种情况，如仅凭辨证论治，而不考虑病的差别，则一定会影响到治疗效果。
从理论原则上说，病与证应该是统一的。然而，病是先在内隐的，它不但决定了“证”的有无，同时也决定了“证”出现的早晚。只有极少情况下，才可能病与证同时发生，即病证相符。所以，就恶性肿瘤的诊治目的而言，虽然辨证论治具有灵活性，适用的广泛自由性，然而，不考虑辨病治疗，则一方面会贻误治疗时机，同时也会出现舍本逐末的弊端。就恶性肿瘤而言，一般情况下其病因和病理是相对稳定的，而证候表现则复杂多变。不论是辨证论治也好，还是辨病论治也好，治疗目的都是祛除疾病，如果疾病的病因和病理得到了有效祛除，那么就达到了治病的目的，相应的证候表现也会随之消失。反之，虽然证候的有无轻重可以反映肿瘤的状态和治疗效果，但是这种外在反映有时是不准确的，同时也不稳定。如果肿瘤的发展尚未影响到器官的功能时，往往无证候表现，但却不能依据证候的有无判断肿瘤是否发生；而肿瘤的某些证候减轻或消失了，也不能据此就认为肿瘤消失或是被治愈了。因此在肿瘤的临床实践中，不能把治疗的目标死板地固定在证候上，而应该针对肿瘤稳定的病因病理遣方用药，并且借助于现代科技条件才能准确判定疗效。就病证关系在恶性肿瘤中的实际而言，病应该是决定方面，医生只有掌握了病，才能驾驭肿瘤的证候。
根据以上对病证关系的论证，在恶性肿瘤的诊疗实践中，始终都应以病为主，以证为辅，病证结合。尽管证候表现不同，但是只要肿瘤的病本一致，组方用药的主体部分不宜变化过大，只能在次要成分方面进行调整，以此适应证候的变化要求，否则就难以取得稳定的疗效。笔者实践多年，依此理论思考，在恶性肿瘤的治疗用药中，总结出了规范性的稳定处方，制成胶囊剂作为通用。在此基础上以汤液、散剂和外用药作为规范处方的补充，以满足证候变化的要求，获得了满意的疗效。二、准确把握虚实关系 虚则补之，实则泻之，这是中医学不可违背的治疗法则。对于肿瘤也必须区分证候虚实，然后依虚实进行治疗。中医学对虚实有明确的界定说明。何谓虚实？“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这种界定在一般问题上是基本正确的，但是在恶性肿瘤的具体判断上，却绝不能公式化地套用这一虚实界定。否则，就难免胶柱鼓瑟，偏离恶性肿瘤的疾病本质。
虚实证候总与正气邪气相关联，就一般理论界定标准，实证是因为邪气盛而正气不虚，正邪相争激烈导致的证候；而虚证则是由于正气不足，而邪气亦不盛，正邪相争不甚激烈导致的证候。但是，就肿瘤临床表现而言，大多数病人并不是典型地表现出虚实证候性质。往往是初期证候表现很轻浅，甚至全无临床征象，而在检查时不经意发现。此时的虚实证候都不明显，即或有某些证候表现，也多与肿瘤本病无关。疾病发展至中期，肿瘤增长迅速，正常生理机能破坏严重，证候表现比较激烈，此时多为实证类型，但是到了晚期，癌细胞转移至全身，机体消耗殆尽、病人证候表现往往虚弱不堪，从表现上说，应属虚证。然而从正邪关系考察，此期的恶性肿瘤，尽管精气已夺，然而邪气亦弥漫弛张到极点，表现的多为正衰邪盛，而不是纯粹的“正虚邪亦退”的虚证。从因果关系考虑，正虚是由邪实造成的。所以结合恶性肿瘤的特点，笔者认为在虚实证候判断上，要对虚实的经典界定进行辩证理解，不能机械理解，更不能形而上学式地把握。
从临证体验中，我认识到对恶性肿瘤的虚实证候认识，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应该明确认识到恶性肿瘤的邪气不同于一般疾病之邪。一方面，恶性肿瘤致病的邪气毒重根深，不是一般治法与方药所能祛除的，也不是短时期所能净尽的。另一方，恶性肿瘤全病程都存在邪气，在自然发展状况下，往往是正虚而邪更盛，不存在一般疾病的正虚邪亦退的现象。第二，恶性肿瘤的虚实关系也有一定规律，即不论初期抑或晚期，始终都存在邪实，不论正气强弱，邪实都是疾病的主要方面。第三，恶性肿瘤的虚实变化，往往是随疾病发展逐步呈现随正气日虚，而邪气日盛的规律，很少能出现正虚邪退的现象。第四，恶性肿瘤，从病机方面考察，初期往往虚实证候不显著，从中期直至晚期，一般都呈现正虚邪实状态，而从疾病实际出发，虽证候呈现虚实挟杂，但是多以邪实为主。因此，不可认为病人表现虚弱不堪，就属纯粹虚证。恶性肿瘤的虚实判断关乎治法的确定和药物的运用，如判断错误，就会出现虚虚实实之祸。我从临证实际体会到，对恶性肿瘤的辨证分析，不可一味追逐外部证候表现，更重要的应侧重于病因病机的分析。因为致生肿瘤的病因有其特殊性，这种邪毒之气强烈持久，不易拔除，一经致病，多久恋不去，且日渐发展，克伐正气甚于其它疾病。所以，多数患者虽然正气耗损，但是邪气却不因此衰减，正由于此，笔者才认为邪气实是恶性肿瘤的核心病机。在恶性肿瘤的治疗当中，针对邪气实这一病机是始终不可放弃和忽视的。
三、正确处理攻补关系
以上关于病证关系和虚实关系的讨论分析，其目的是为了给恶性肿瘤的治疗用药提供合乎病情实际的理论依据。广义而论，病证不外虚实两类，治疗原则就是“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就一般病证而言，实证有实证的表现，虚证有虚证的表现，据证候表现确定攻补治疗应是没有异议的。但是攻补治法的确定，是基于正邪状态制定的。攻法一定是攻邪之法，补法一定是扶正之法，断不可攻正补邪。但是根据前面对正邪关系与虚实关系的分析，恶性肿瘤中晚期虽然在证候表现上多为虚象，但是在病机方面却以邪实为主。针对这一实质病机，治疗就不可以补为主，否则就会助邪。
从临床证实际出发，对恶性肿瘤的治疗，始终应以病机为依据，以证候表现为应变来处理攻补治法。多年来，笔者在治疗中一般情况下多以辨病为主，参以辨证，以攻邪为主，辅以补正进行遣方用药。根据这一思路，获得了较理想的临床效果，近5年内，经笔者治愈的各种恶性肿瘤已积累有400多病例，使这一辨治思路得到了实践的验证。
为什么治疗恶性肿瘤要以攻邪为主呢？其理由陈述如下：
其一、恶性肿瘤始终存在着邪气盛的问题，不论表现属虚与否，邪气始终存在，且随病情发展而日盛，随正气削损而日炽。既然存在邪气，治疗就该祛邪。古有名训“邪去则正安，邪未去补之则足以资寇。”象恶性肿瘤这样的疾病，毒邪深陷，久恋不去，如不及时拔除净尽，日久则弛张不可抑制。除邪务尽，这对恶性肿瘤的治疗来说，较其它病证治疗尤为重要。其二、恶性肿瘤，虽临床种类繁多，名称各异，但均属恶病。其恶的本质就在于生长快，损害机体正气严重，多在短时期使人正气耗竭而死亡。是何因素促使其有如此病程发展呢？这就是因为邪气过盛，毒性过强而致。由于在正邪斗争中，一般都是正胜则邪退，邪胜则正衰。恶性肿瘤之所以迅速消耗人体正气，正因其邪气过盛。对这种疾病，如不能痛下攻伐之剂，而畏于表象的虚损不敢攻邪，则病邪必乘势高张弥漫而不可收拾。
其三、就恶性肿瘤的现代医学认识而言，恶性肿瘤是自身组织突变而来，它生长快，才消耗了人体能量。它对营养和其它物质的利用率高，如果用补药给以治疗，就很可能补药的药力非但未能补助机体，反而多被肿瘤细胞所利用，促进其生长发展。因为就目前而言，正如杀伤肿瘤细胞的药物缺少特异选择，那么扶正的药物也难说在正常细胞和肿瘤细胞之间就有特异选择性，只扶正而不助邪。
基于以上分析，多年来，笔者研制了“瑶宝克癌灵”系列胶囊剂，专门针对稳定的病和始终存在的邪，以此作为规范的治疗药，在此基础上，又开发了“治癌饮液”，系列散剂和外用贴膏，以兼顾证候变化。以此努力实现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进行恶性肿瘤的治疗。此虽未必能获得医学界的一致认可，但是作为一家之言，体会还是深刻的。愿以此文交流，也希望得到指正。
（覃迅云 高志刚 李玉兰）
瑶医药治疗肺癌体会
癌症是当今世界危害人类生命的最严重的疾病，至今尚无突破性的研究进展，所以依然被视为不治之症。中医学对癌认识甚早，远在宋代的《卫济宝书》中就提出“癌”这一名词，而对于“石痈”、“乳岩”、“骨槽风”等记载，都是有关癌症的论述。作为经验医学瑶医把肺癌称为恶病。尽管没能提出有关癌症病因病理的确切认识，但是却积累了有效经验，从中努力发掘，必会有所发现。笔者继承家传数代的瑶医经验方药，结合所学中医学理论，曾经治各种癌症逾千例，兹将经验体会总结如下：一、病机核心：瘀毒交结
肺癌是肺部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又称支气管肺癌，多发于40 岁以上成人，男性高于女性。中医无此病名，根据临床表现，举凡“息贲”、“虚劳”、“肺痈”、“肺痿”、“胸痛”、“咳嗽”、“咯血”等都可能与肺癌有关。肺癌的临床表现是常见的症状，但是这些症状往往难以消除，对普通疾病症状能够很有效的治法和方药，对肺癌往往无效，甚至进行性加重。比如咳嗽、气急、发热、胸痛等症状，如系普通外感或内伤病因引起，多能迅速得到控制，但是肺癌的这些症状却很难轻易收效。针对这一特点，肺癌的病因病机就不能做一般的外感和内伤分析，应该有另外的分析思路。笔者根据经验和心得，初步认为，肺癌的病因病机是毒邪瘀结不去，此即中医所说“蓄毒不流”。由于毒邪积而不去，一方面损害人体正气，另外一方面又引起一系列脏腑机能失调。正因如此，肺癌的症状表现才变化多端，有肺系表现，又有肺外表现，同时在不太长时间内形脱肉减。比如咳嗽、咯血、气急等属肺系症状；而杵状指，肥大性骨关节病、多尿、烦渴、便秘、心悸、水肿、嗜睡、精神错乱等多系肺外表现，至于恶病质消瘦则属消耗性结果。这一切都由毒邪瘀结导致的。诊治肺癌，在病因病机分析方面，一定着眼于此，千万不可因暂时症状不显著或不严重，作一般的病因病机处理。只要诊断确定无疑，不论表现如何，一概给予祛毒、解毒、泄毒以及化瘀散结为主治疗。如过分拘于审证求因，审因论治，疾病早期用一般的宣肺、止咳、平喘、清热等治法方药治疗，则必会延误病情，毒邪深陷，瘀结加重甚或弥漫全身，从而失去早期治疗机会。
二、证候特点：虚实夹杂肺癌的临床表现大致由四部分组成：一是肺系表现，如咳嗽、胸痛、气急、胸闷、咯血、咳痰等；二是肺外表现，如指端疼痛、关节肿胀、多尿、心律失常、水肿、步履蹒跚、嗜睡、精神恍惚等；三是消瘦和恶病质表现，如食欲不振、乏力、倦怠、急剧消瘦等；四是癌肿压迫侵犯表现，如嘶哑、吞咽困难，心包积水、瞳孔缩小、眼睑下垂、头痛、眩晕、肝脾胆肿大、黄疸、腹水、皮下结节等等。舌象与脉象不同患者之间差别较大。目前，在教科书或有关专著中，对肺癌多在辨证方面分几种证型。但是，从临床经验中，笔者综合全部症状，认为肺癌不论证属何型，就多数病例而言均为虚实挟杂，而单纯属虚或属实的较少。如初起病时，似无虚象，但是随病情发展，很快便会出现虚弱证候。而即使疾病晚期，病人虽似神衰形减，虚弱已极，然而毒邪深陷难除，病势枭张，又非纯虚可比。中医学认为，“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对肺癌而言，从其各种证候表现看，邪气盛而不衰，损伤正气，致使精气日夺而虚；同时又因正气日衰不足以抗邪，又进一步促使邪气日盛而为实象。所以，在临床分析肺癌的证候性质上，不可拘于各种具体症状表现，片面地把肺癌证候性质确定为某种虚证或实证，如痰热壅盛、痰湿蕴肺、气滞血瘀、肺阴亏损、脾肾两虚等。一定着眼于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这一核心特点，在治法确定上必须虚实兼顾，切不可虚而弃实，或实而弃虚。否则势必造成顾此失彼的结果。三、诊治要法：病证兼顾中医的治疗原则是辨证论治，讲究依证立法，依法遣方用药。从本质而言，中医是通过治“证”而达到治“病”的，所以中医在某种疾病的治疗过程中总要不断更换处方和调整药物。从疾病初起到痊愈或死亡，往往会出现众多的证候表现，根据辨证论治的要求，证候变化了，治则和方药就要改变，有时这种变化会很大，攻补寒热从始到终甚至可能完全相反。无疑，这是一种相当灵活的临床原则，对控制临床症状会很有效。然而，证候变化终归是现象，具有表面性。影响证候变化的原因可能并不是本质的。如果不针对病因和病理，而仅针对证候，是很难有效控制疾病发展的。所以，要根据现代医学认识结果，对肺癌不但要辨证，而且更要辨病。就我们的体会，辨病可能是更重要的。因为肺癌的病因和病理是比较稳定的，不像证候那样易于变化，如果病因能够得到有效抑制或消除，病理过程能得到终止或逆转，临床证候就会明显改善。因此，对肺癌的诊治，辨病应是不变的因素，辨证才是可变的因素。此即是说：不论证属何型，其病总是肺癌，决定肺癌的病因病理始终存在，而证候不过是这一病因和病理的不同现象表现。所以，诊断治疗肺癌，就是始终针对病因病理这一本质因素，只要其存在，就不能放弃对它的治疗。相对地，针对证候的治疗措施，可以随证变化进行必要的调整。对肺癌的治疗，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是非常重要的，不辨病就不能实现治本，不辨证就会遗漏治标，而肺癌是需要标本兼治的。
四、遣方用药，攻补齐施肺癌在证候表现方面，既有邪实，又有正虚，所以治疗用药就必须要考虑这一复杂情况。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单纯攻邪，由于正气不足难以承受痛击，单纯扶正，又由于邪实而难免更甚。中医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喜补法者皆认为“正胜自能祛邪”。但金代医家张子和说：“邪去则正安”，“邪未去补足以资寇”，故善攻者又强调攻邪。如何处理扶正与祛邪的关系，确实是肺癌治疗用药的关键。
正虚不堪攻，邪实不宜补，这是一个矛盾现实，又是必须恰当处理好的。对此，笔者在实践中摸索出这样一种方案，经验证明效果良好。
第一、先攻后补。对早期病人，正气虚而不甚，而诊断明确者，即可施行本方案。中医认为：攻力猛而补力宽。因此攻邪必需求速效，扶正则需图缓功。攻邪宜暂短，扶正宜久长。根据这一思路，对早期患者，我一般都以大剂攻邪之品祛瘀泄毒，消瘤散结。用药多以家传瑶医消瘤药为主，佐以破瘀软坚。一般应用20天至1月左右，如出现明显虚象，则改为扶正固本，益气补肺之品，同时继续应用瑶医消瘤药。实践证明这种治疗可以收到显著效果。
第二、先补后攻。对中晚期患者，正气已虚，体质不耐攻伐，所以应先峻补正气，参、芪、紫河车、鹿茸等皆宜大剂使用。应用半月左右，患者正气渐盛，为防毒邪弥漫，可施以瑶医消瘤药等重剂祛瘀泄毒之品。
第三、攻补并施。一般情况下多以此法治疗。肺癌多正虚邪实，所以大多需攻补并用。在实际临床中，笔者皆以瑶医消瘤药为基本方，在此基础上根据病人证候表现，酌加不同的药物。如并发感染，佐以大剂清热解毒之品，如正气虚甚，佐以大剂益气补肺之点，其它如祛痰，止咳，平喘等药均可视病情需要而选用。值得说明的是，因瑶医没有文字，对药物缺少理论性记载，所以很难恰当地把它归入中医哪类药物，其性味，归经、功效都不能准确地用中医理论归纳整理。但是，家传经验一直以之治疗肿瘤，从经验体会中似乎可以认为其有消肿破瘀、解毒软坚作用。但是与中药的这些功效又不尽相同，对此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以阐明其疗效道理。肺癌不同于普通疾病，尽管证候相似，但是病本不同，所以对其病证和治法及方药必须有不同的认识和处理。
（覃迅云 覃迅毅 覃迅忠 李玉兰 覃春梅 覃艳梅）

（编辑：阳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