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高官也蜗居：苏辙从蜗居到房奴的窘状

　　在古代，许多身居庙堂的高官都曾有过“蜗居”的经历。宋代散文家苏辙56岁时，还没有置办上一套称心的住宅，面对自己捉襟见肘的住房，他曾感叹说“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活了大半生，头发都花白了，还没弄上一套房子，搞得自己在儿子们面前抬不起头来，他们还老是抱怨。

　　古代高官住房困难，是一个普遍现象，苏辙只是其中的一例。这些掌握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的成功人士，因为居官清廉、工作调动频繁、任职地不固定，或是政治上被排挤等诸多原因，都曾被住房问题困扰。

　　大唐宰相也买“郊区房”

　　在唐代，国家向在京的朝廷官员提供免费的单身宿舍，若甘愿打光棍，则可居住其中。《唐语林》记“赵历祠部郎，同舍多以祠曹为目”，此“同舍”即含有同住一个宿舍的意思。

　　但是如果要拖上老婆儿女一大家子，那就意味着得搬出单身宿舍了。像柳宗元这样出生在长安祖屋而自有老窝可居的，当然再方便不过，若在京师并无祖业，那就必须别作打算了。一种是买地建房或直接购套现成的公馆，如左丞相张说在永乐坊的豪宅，就是因风水先生怂恿而买下的“二手房”。但是如果经济条件困难，便只能在陋室将就了。

　　唐玄宗时副宰相卢怀慎住宅之简陋令人咋舌。一次他休病假，同僚宋璟、卢从愿等去他家探病，但见“器用屋宇，皆极俭陋”，卢怀慎“卧于弊箦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明皇杂录》），堂堂大唐的副总理就躺在一张破席上养病，大门上连一副像样的门帘都没有，就靠一张破席挡风遮雨，可见其居住条件之恶劣。

　　和卢怀慎同时任宰相的姚崇，居住条件与之半斤八两，《旧唐书》称“（姚）崇第赊僻，因近舍客庐”。大概是因中心地段房价太贵，所以姚崇把住所买在偏远的地方，为上下班方便，他又在皇城附近的旅馆里包了一间，终因起居失调而“病店”。玄宗得知真相后，“诏徙寓四方馆”，就是在专门接待周边少数民族和外邦使节的涉外高级宾馆里，为他开了一间套房，以方便妻孥同住照顾。但“（姚）崇以馆局华大，不敢居”。然而《长安志》介绍唐都城名人居所时，提到兴宁坊有姚崇宅，“屋宇并官所造”。看来，最终还是唐玄宗让政府出钱，在中心地段新盖了一所让姚相自认为是合适的住宅，从此避免了挤旅馆的苦恼。

　　唐代诗人白居易也一样选择了郊区房，他的买房经历跟现代都市打工族颇为相似。白居易二十八岁考中举人，二十九岁考中进士，三十二岁参加工作，干的是“校书郎”，就是在中央办公厅负责校对红头文件的工作人员。级别呢，是正九品，相当于一个小县的县长，不过工资却不低，每月一万六千钱。白居易在长安东郊常乐里租了四间茅屋，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远，又养了一匹马代步，此外还雇了两个保姆，这样每月的开销是七千五百钱，剩下八千五百钱存起来。但是存了十年，他也没能在长安买下一套房子。

　　北宋京官租房住

　　宋朝也有很多名人曾经为住房发过愁。在宋代，自京都到各地州府，都设有楼店务（后改名店宅务）作为主管国有房产和邸店的行政部门，负责出租及修造事宜，相当于近世的房管局。官员在京都任职而又无私第的，包括宰执大臣在内，都在楼店务租房住。屡从太祖、太宗出征的老将刘福的孩子们劝他在有钱的时候置办一套房子，刘福大怒说，我拿国家的俸禄丰厚，足够租房子了。结果等他死后，子孙们竟无私宅可居（《宋史》卷二七五）。杨砺官居枢密副使，照样借住楼店务的房子，死后，宋真宗登门悼念，才发现其“僦舍委巷中，乘舆不能进”（《宋史》卷二八七），杨砺租住的房子外小巷狭窄，连马车都进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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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邱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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