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球迷：谁为我们净化蓝色球场

　　2009年9月12日，中超联赛第22轮，深圳队4-0长春亚泰。之前因“撞衫事件”被足协扣掉三分的深圳队球迷打出标语表示不满。供图/IC

　　中国足球“反赌风暴”已升级为一场反“假赌黑”的司法风暴，涉案人员也从足球队员扩展至足协官员，甚至一些圈内名人也成为被怀疑和举报对象。在公众看来，这也许是沉疴难起的中国足坛“重整山河”最佳或者是最后的契机。

　　在这场风暴中，一个机构成为了舆论的焦点：它是中国体育产业化的先行者，也是中国足球运动的游戏制定者，更是在中国足球发展历程中承担了最大责任和最多压力的绝对主角——足协。许多业内人士认为，要翦灭猖狂的“假赌黑”现象，必须改革足协；而要改革足协，首先需要“解剖足协”。

　　解剖足协　　

　　2009年9月12日，2009年倍耐力中超联赛第22轮，中超球迷打出“净化中超 还我三分”等标语，抗议不公。供图/IC

　　2009年10月份，由公安部统一部署，辽宁警方和青岛警方具体查办的“抓赌风暴”，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插入了中国足球的“五脏六腑”。尽管这场风暴波及的范围和最终的结果还无从知晓，但是，圈内圈外都认为，这是中国足球“重整山河”的最好契机。

　　撇除司法因素，有舆论认为，中国足球的诸多沉疴旧病，根源在于中国足球协会（下称“足协”）。职业化以来，足协因为其特殊的“官方”地位，一直游离于职业和市场之外。

　　不破不立。在抓赌风暴的震慑下，足协迎来了变革的最好时机。

　　“足管中心”还是“足协”？

　　——“半官半民”的出身

　　1955年1月3日，作为国家体委体育改革的一部分，足协成立，与同时成立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下称“足管中心”）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中国足协是个民间组织，是按照国际足联章程规定，中国大陆足球运动唯一合法的管理机构；而足管中心则是在国家体育总局机构设置中的项目中心。

　　“半官半民”的性质，从一开始就注定中国足协是一个矛盾结合体：它是民间机构，却行使着部分政府的权力；它是一个独立的行业管理机构，也是国家体育总局下设的一个“办公室”；对外的形象是中国足协，对内的运作机制和方式都是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比如，在中国足协高层办公室的门牌上注明的都是“中心主任或者中心副主任”，而不是“中国足协副主席”。

　　对外界来说，习惯上都是把在北京市龙潭湖丙三号伟图大厦二楼和三楼里办公的工作人员称为“中国足协”（中国足协现在的办公地址是北京夕照寺的东玖大厦）；而在总局系统内部和足协工作人员，则一般都对外自称“足管中心”，说得较多的是“中心如何如何”，而不是“足协如何如何”。在其官员出席相关场合的时候，首先介绍的必是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职务，其次才是中国足协的职务。足协内部的稿纸，都是带有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这样的抬头，通讯录用的也是这样的纸张，而不是中国足球协会的标记。

　　“南北赛制风波”

　　——说不清楚的地位

　　长期以来，在处理中国足球和职业联赛的日常工作和具体事务时，中国足协似乎也更习惯于“行政命令”，而不是“协商”的方式行事：从曾任足协副主席王俊生的对“上级负责”和“负该负的责任”，到阎世铎在2004年的“还是政府说了算”，再到谢亚龙在2006年的“我们就是总局的一个执行机构”。其中的“官气”彰显。

　　谢亚龙在2006年因“南北分区方案替代目前的职业化赛制”与时任联赛部主任的郎效农的交锋就是最为典型的写照。

　　2006年，出于“备战奥运”的目的，带有浓厚的总局背景的“南北分区方案替代职业联赛目前的赛制”再次被重提。谢亚龙找到郎效农，要求他尽快写出关于南北分区的方案，然后呈报总局审批。而郎效农认为，这是一种戕害中国足球的做法，一旦写出方案审批通过，中国职业联赛将万劫不复。于是，他用强硬的态度拒绝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谢亚龙。

　　随后谢亚龙和郎效农进行了多次交锋，谢亚龙最终讲出了颇能说明问题的一段话：“你就写了吧，我们就是一个执行机构，就是要执行上级的决策啊。”郎效农当即反驳说，“我们怎么是执行机构呢，中国足协怎么是执行机构，它不是任何人和任何部门的执行机构，是独立的行业管理机构。”

　　那场交锋，郎效农最终取得胜利。7天后，谢亚龙接到总局的电话，说南北分区方案不用写了，职业联赛赛制不变。

　　总局对足协的领导并非只局限于职业联赛。在世界杯、奥运会等重大赛事的组织上，中国足协都是把自己的计划上报国家体育总局并得到审批之后，才能去实行。

　　外界一致认为中国足协拥有财权，那早已时过境迁。几年前，国家体育总局成立财务结算中心，所有项目中心和机构的用钱都必须经过该中心，比如中国足协关于国家队、青少部、联赛部等各个部门主管领域的资金预算，都必须经过审批后通过财务结算中心划拨。中国足协出差人员的报销等也一律通过财务结算中心，也就是足协没有自己的财务自主权。内部人士表示，“花一分钱，都需要经过财务结算中心。”

　　2008年，国家体育总局因为不满青少年足球的培养，要求足协改革全运会和城运会赛制和参赛队伍结构、规模，并且提出政府主导，社会、俱乐部和省市体育局共同培养青少年的计划。行政足球的色彩更浓，中国足协的地位更加尴尬。甚至，还有过职业俱乐部回归省市体育局的动议。

　　“二流论”

　　——“对上级负责”

　　正是因为身份的尴尬，使中国足协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必然首先是对上级负责，而不是首先对俱乐部、球员、中国足球市场等要素负责。最典型的写照就是1997年戚务生兵败十强赛之后，当时的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王俊生不断重复的那句“我们是有组织的人”。

　　业内人士认为，这种复杂的心境，不是说王俊生和戚务生不敢承担责任，而是因为他们对中国足协的双重身份过于了解，知道如何利用其中的微妙关系，为自己兵败十强赛找到最为合适的解释。

　　之后，在外界对兵败十强赛一片躁动，要求教练员从战略、战术以及人员使用做出专业解释的时候，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的何慧娴亲自出面，把中国足球水平进行了“官方定位”，也就是最为著名的“二流说”：“平心而论，中国足球队不过是亚洲十强中的二流球队，还没有完全具备冲击世界杯的实力……”最终，没有人为1997年中国队兵败十强赛承担责任。

　　即使在选帅这样的纯粹业务性问题上，“对上级负责”心态也在足协凸显。1999年9月份，中国足协为新一届国家队选帅的时候，候选人是桑特拉奇、科萨诺维奇等外籍教练，其中桑特拉奇上任的问题已经和足协谈好，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的徐寅生一句 “听说米卢蒂诺维奇不错”，足协就立即请来了米卢。

　　所幸的是，米卢率领中国队实现了44年进军世界杯的夙愿，否则足协又要遭受来自球迷及各方的压力。

　　暂停升降级带来巨亏

　　——足协领导大多官员“空降”

　　中国足协掌门人和其他副主席的历次变更，也无不带有总局色彩。从王俊生、阎世铎、谢亚龙到南勇，实际上都是总局“空降”到足协的官员，即总局领导班子讨论决定谁担任足协掌门人，而不是由足球圈内推选出公认能够驾驭中国足球全局的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

　　如王俊生虽是专业足球运动员出身，但是缺乏先进的管理意识，缺少必要的市场运作经验；阎世铎和谢亚龙都是总局秘书出身，在足球专业、管理经营、市场运作方面缺少必要的实践。

　　“懂政治”而不懂市场，曾让中国足球职业联赛遭遇过重大商业损失。如阎世铎任期内足协的两次暂停升降级决定。

　　2001年年底，足协决定2002年甲A暂停升降级；2004年年底决定2005年中超暂停升降级。据公开数据统计，这两次暂停升降级给职业联赛带来的损失近7个亿：2001年年底宣布暂停升降级之后，甲A冠名赞助商百事可乐在2002年年底宣布退出甲A，原本2003年赞助甲A1400万美元没了着落，后来仓促拉来西门子，赞助款项只有500万美金，损失900万美金，折合人民币7500 万；2004年，中国足协仓促找来爱福克斯，冠名中超每年600万欧元，但是至今只有60万欧元到账，赞助少了400万欧元加上要不回来的560万欧元，共损失9600万人民币；2005年，中超联赛无赞助收入，净损失1亿人民币；2006年、2007年、2008年共三年的时间，只有金威啤酒赞助冠名1 个亿，三年净损失共2亿人民币。期间，因层出不穷的俱乐部罢赛、退赛等，俱乐部和联赛冠名等商业损失共计2亿3千万。

　　业内人士认为，因为缺乏专业化、市场化的先进观念，缺少与时俱进的管理手段，缺失各方面的商业化、市场化和职业化管理运营人才，中国足球就像是很多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国企一样，入不敷出。

　　现任足协副主席南勇曾经任职总局人事司，在足协工作12年，外界看来是迄今为止懂得足球也是熟悉足球市场规律的足协高管。从2009年1月19日正式上任之后，南勇试图进行变革，但难度可想而知。

　　不成功的“G7革命”

　　——来自市场的重压

　　由于“假赌黑”等问题，足协经受过来自市场方面的极大压力。

　　曾任沈阳海狮俱乐部总经理的章健在2000年写下洋洋洒洒的万言书呈报足协，希望成立职业联盟运作职业联赛，轰动一时。他认为假球、黑哨和赌球都是因为足协不作为或难以作为造成的。章健说，“假球、赌球和黑哨很多都是俱乐部操作的，只要中国足协成立的专业委员会，从专业的角度认定是假球、黑哨或者赌球，就可以在行业内部严肃处理，这样就可以震慑其他人。”

　　2002年，在龚建平因为涉嫌“企业人员受贿罪”而被公安部门抓捕之后（入狱10个月后，因病去世），阎世铎和中国足协曾经迎来整肃中国足球的大好时机。当时，几乎所有的裁判员都被怀疑有“黑哨”问题，2001年年底，感到事态严重的阎世铎把 50多名裁判员召集到北京，关在一个秘密的会议室内进行了长时间的警告和批评，要求大家交代问题。遗憾的是，阎世铎最后称只要交代问题并且交回赃款的，中国足协“既往不咎”，因为足协必须对上级负责。于是，很多裁判交代问题而且交回部分赃款，最终逃脱惩罚，只有龚建平一人锒铛入狱。

　　业内人士认为，此举让足协错失了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最好的环境整治时机。之后，足协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危机。

　　2004年10月份，以大连实德俱乐部董事长徐明和北京国安俱乐部董事长罗宁为首的“G7革命”公然挑战足协的主导地位。当时，由大连实德、北京国安、上海国际、青岛中能、辽足、深圳、四川冠城等7家俱乐部联合起来要求变革，推倒中国足协重来，这就是著名的“G7革命”。

　　“G7”打着“政企分开，官办分离”的旗号，要求中国足协还权于俱乐部。同时，“G7”指出足协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导致整个行业的混乱，无法整肃早已猖獗泛滥的假球、黑哨和赌球。“G7”当时制定了十几份职业联盟的文件，提出了60多条职业联盟的纲领，勾勒了职业联盟如何像英超股份公司运作的多个条款，承诺会把假球、赌球和黑哨的毒瘤清除，谁不遵守规则谁就出局。

　　当时，“G7”在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进行了10次以上的秘密会议，认为假球、黑哨和赌球已经成为贻害中国足球的罪魁祸首，指望中国足协已经无法改变现状，成立职业联盟，让中国足球推倒重来是“重整山河”的最好手段。2004年10月26 日，“G7”准备了数十公斤材料，准备在当天召开的中超俱乐部投资人会议上散发并陈述“G7”“革命纲领”。

　　2004年10月26日，北京，某宾馆的会议室，时任足协掌门人的阎世铎请来了包括北京市体育局局长、上海市体育局局长在内的十几位重要官员。就在“G7”准备在会上散发自己的材料的时候，阎世铎突然一拍桌子大声说，“只要我们五位（阎世铎、南勇、薛立、张吉龙、杨一民）副主席还在足协，只要足协还是我们说了算，这个会议上就不允许你们搞别的议题。”然后北京市体育局局长孙康林和时任上海市体育局局长的金国祥先后声援阎世铎和足协，称“G7的这种行为就像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另外还有几个省市体育局的局长发言，称“这样闹下去要承担责任和付出代价的”。“G7”始料不及，一触即溃。这次会议，后来变成“G7”为首的投资人向中国足协声泪俱下痛斥赌球的贻害无穷，徐明、罗宁等人表示，“再不打击赌球，有人会踏着我们的尸体前进，甚至会死人的。”

　　遗憾的是，直到如今，打击赌球才终于成为现实，而涉案人员的范围已上至高层。

　　中国足坛“假球”事件一览

　　1998年 “3号隋波”事件

　　1998年甲B联赛第16轮，陕西国力2比3不敌云南红塔。赛后，国力队主教练贾秀全公开指责“个别队员表现奇怪，场外东西很多，防不胜防”，“3号隋波”脱口而出，轰动全国。中国足协多次调查后得出结论：此事系媒体炒作，不存在假球问题。

　　1998年 甲B“消极比赛”

　　1998年甲B联赛，辽宁队主场2比4负于成都五牛，重庆红岩主场0比4负于云南红塔，两场比赛出现了全场观众齐呼“假球”的场面。事后足协以消极比赛为由，对重庆红岩和辽宁队各处罚款5万元，并吊销双方主教练的高级教练证书，停止执教资格。

　　1999年 “渝沈之战”

　　1999年甲A最后一轮，重庆隆鑫队主场迎战沈阳海狮队，隆鑫队在上半时一球领先，下半时却失误频频，最终被海狮队以2比1逆转并保级成功。之后足协成立特别调查组，分别对双方俱乐部进行细致调查，但最终因“证据不足”，给出了“消极比赛”的定性。

　　2001年 “甲B五鼠”

　　2001年，是甲B在暂停升降级前最后一次有升级甲A机会的赛季，联赛最后两轮，长春亚泰、浙江绿城、江苏舜天、成都五牛和四川绵阳五支球队，为了升级名额打出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比赛，其中最令人不可思议是成都五牛与四川绵阳的11比2。中国足协之后对当事球队作出不同程度的处罚，其中四川绵阳被勒令降级。

　　2007年 “辽足假球案”

　　2007年底，参加新加坡联赛的辽宁广原俱乐部曝出假球丑闻。新加坡足协彻查此案后，发现辽足多名管理者和队员涉及打假球，最终球员赵志鹏被判入狱7个月，球队领队王鑫在逃。

　　

　　对比日韩联赛，中超差在哪？

　　——专访国际足联驻华商务代表朱晓东

　　日韩通过各有特色的联赛模式，最终成为足球强国；而曾令日本舆论惊惧的“中超计划”，却并未能改变中国足球的积弱，问题何在？

　　

　　朱晓东，1972年出生，原籍上海。1998年进入日本职业足球J联盟，负责联赛的电视转播工作。作为第一位在日本足球管理机构任职的中国人，朱晓东在J联盟前后工作近四年。其间，无论是J联盟高层川渊三郎、佐佐木访问中国，还是中国足协高层王俊生、郎效农等人出访日本，朱晓东都一路陪同。2003年回国，在北京创办了欧讯体育文化咨询有限公司，并作为国际足联（FIFA）驻中国的商务代表，负责与中国方面协调相关事宜。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崔晓林/北京报道

　　11月16日18点30分，在北京华贸中心写字楼里，西装革履的国际足联驻华商务代表、北京欧讯体育咨询公司董事长朱晓东，准时出现在记者面前。也许是离开家乡太久，上海人朱晓东的口音已没有了“阿拉”的韵调，“大家说了这么多年中国足球，这已经不是新鲜的话题了，但是，不管怎样，中国足球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

　　中超规划曾“吓坏”日本人

　　“2001年2月1日——这个日子我一直牢牢记着，这一天，中日韩三国的足球官员，第一次坐到了一起，来探讨亚洲尤其是东亚足球的发展。”作为日本J联赛当时的工作人员，朱晓东亲历了那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方聚会。

　　朱晓东介绍说，中日韩作为亚洲足球的东亚三强，一直以来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中日、中韩，或者韩日之间的交流，过去一直是一对一的，中日韩的足球官员从未在一起交流过。2001年2月1日，在东京， 三国足球官员历史上第一次坐到了一起。

　　朱晓东告诉记者，那一次，中超委员会秘书长郎效农在会议上介绍了中国的“中超规划”。“宏伟的‘中超蓝图’令日韩官员大感意外和吃惊。会后，一个J联赛的官员曾对我说，中国的中超让我们很害怕，中国的经济已经快速发展，现在足球也要强盛起来啦！

　　“‘中超规划’的披露让很多日本媒体‘悲观’地相信：中国足球将成为亚洲的一面旗帜，进而成为世界足坛的一只劲旅。日本人开始担忧，中国足球很快会甩开日本，成为亚洲的老大。”朱晓东说。

　　然而， 光阴荏苒，8年后的今天，那个华丽的“中超计划”好像依然停留在“计划”层面，日本人的担忧并没有成为现实。

　　2009年，日本和韩国双双获得了南非世界杯的门票，中国足球却在拼命与越南争夺亚洲杯小组出线权……中国足球在低迷的尴尬中，在深陷赌、假、黑的漩涡中，迎来了暴雪连连的寒冬。

　　“‘中超计划’中，升降级制度、球员转会、赛事管理、 赞助冠名等各项规定，均借鉴了英超、意甲、日本等成熟联赛模式，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足球赛事规划，如果能够有效执行，中国足球肯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朱晓东表示，“中超计划”之所以令日本人感到恐惧，除了计划本身的科学与全面，还有一个原因是，日本人有一个观念，那就是“既然是规定好的事情，那就一定要坚决执行”。“所以在日本人眼里，‘中超计划’才会显得如此‘可怕’。”

　　“显然，中超联赛并没有严格按照‘计划’行事，一些硬性的门槛，到最后也只是一纸空文。计划是好的，但最终却走偏了。这其中除了人为的因素和体制的因素之外，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思考：外国先进的足球联赛模式，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国情，最终中国足球还是要走自己的路。”朱晓东表示。

　　日韩联赛：各有各的玩法

　　中日韩三国在文化背景、足球发展历史、球员身体条件等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日韩在亚洲号称东亚三强，且三国之中，中国足球也是当仁不让的带头“大哥”。

　　近年来，日韩足球水平进步神速，已接近甚至超过欧洲二流水平，国际足联的实力榜排名，日本是第40位，韩国48位，而中国足球目前的排名为102位。很多人认为，也许20年前中国是亚洲一流，但现在，已成为亚洲三流甚至更差。

　　“国家队水平的高低，往往取决于其国内联赛的水平，作为亚洲劲旅的韩日，其国内联赛都开展得有模有样，而且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截然不同的联赛制度。”

　　曾在日本J联赛供职4年的朱晓东，对日本J联赛（日本职业足球联盟）了如指掌。“日本J联赛的架构是‘会员制’，是一个大家庭，参加联赛的所有俱乐部自动成为这个会员机构的一员，并拥有投票否决权。J联赛共有30个俱乐部参加，分为J1和J2两个赛制级别，有些像中国以前的甲A和甲B。会员大会对联赛的重大决策拥有神圣的投票权，并选举出大会的最高权利机构——委员大会。委员大会下设董事会，董事会是常务管理机构，下设 ‘裁判委员会’、‘财务委员会’、‘纪律委员会’等部门，董事会的主席和成员及各部门负责人，都是由会员大会投票产生的。”

　　朱晓东告诉记者，J联赛和中超最大的不同，是联赛董事会一共有15个成员名额，这15位成员分别来自三个阵营：其中有5个人来自日本足协及J联赛的管理层 ；还有5个人来自足球俱乐部；另外5个来自社会各界，由社会名流或有影响力的公众人士组成。“这样的构成，可以保证联赛的公平、公正性，同时能够有效地维护各俱乐部的合法权益，而来自社会的力量，则代表球迷及民众，对联赛进行监督和参与联赛建设。这是一个民主而严谨的制度构架。”

　　“韩国的K联赛更加自成体系。在韩国，球队和俱乐部完全控制在企业手里，这一点从球队的名称就可见一斑：水原三星、全北现代……这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国企十分相似：企业拥有各种团体，体育运动队、艺术团、歌舞团等。在韩国，一些知名大企业都同时拥有国内顶级的足球、篮球等体育团体，也有些企业喜欢投资文艺、影视，不一而足。这是韩国的特色。”

　　朱晓东表示，很难说哪种联赛体制更好。只要适合自己的国情，能够把联赛办好，能有效提高足球竞技水平就是好制度，反之，看起来很美的规划，不一定实用。

　　“从俱乐部和球队来看，日本球队的名称比较中性，J联赛不允许俱乐部直接用企业作为球队名字，像‘横滨水手’、‘鹿岛鹿角’、‘磐田喜悦’等球队，你很难看出来这是哪家企业的球队。但是，比赛的时候，企业的冠名或者LOGO会出现在球员的运动衣上。中超联赛的各俱乐部和韩国一样，大多数也是采用企业冠名，如‘广州广药’、‘山东鲁能’、‘杭州绿城’等，但是，从根本上说，中国的俱乐部并不完全享有自己的权益，中国足协才是‘大家长’。”

　　谁的中超联赛？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有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联赛的所属权问题。很多人搞不明白，中超（包括以前的甲A）到底是谁的？

　　朱晓东认为，中国最大的特色，是体制上的一言堂制度，“尤其是甲A时代，中国足协下属的联赛部，可以不征求任何俱乐部意见，随时下发一些指令甚至重大决策，当时的足协领导可以直接给某俱乐部打电话：现在有一个某某决定，不用问什么，你就按这个决定做就是了。”

　　这样的体制直接或者间接导致了2001年的“甲B五鼠”事件和2004年中超元年的“G7革命”。风波过后的2005年，由于各俱乐部逼宫，中国足协组建了中超公司，俱乐部开始有了自己的话语权，联赛经营商，多少也分了一小杯羹。

　　“按《中超公司章程草案》，足协将占有中超公司36%的股份，另外64%的股份由16家中超俱乐部所有，平摊下来每家中超俱乐部所占比例只有4%，根本无法同足协抗衡，因此在中超公司中各俱乐部依然没有发言权，依然是足协的附庸。”朱晓东认为， “作为股东，中超联赛的俱乐部充其量是中国足球游戏的参与者，对于中超执行的游戏规则，各俱乐部只有接受的份儿。现在看来很难说，中超联赛到底是谁的。”

　　

　　借鉴英超，加速中国足球产业化

　　肖良志

　　中国足协目前运营的中超联赛，已被认为是投资人的“无底洞”。当这种积弊达到一定程度，投资方必然爆发。从1998年万达集团老板王健林的愤而撤出，武汉雅琪老板周建国的怒而出走，到2004年以徐明、罗宁为首的“G7”革命……16年来，中超 16家俱乐部中，只有3家投资人始终没变，其余13家潮涨潮落，不变的是铁打的俱乐部营盘，投资人变换得都难以想起他们的名字。

　　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实大多数足球投资人是有其他目的的而非直接赢利，所以，中国足球的大多数投资人一直是玩足球，而不是经营足球。

　　本来，中国足协在2008年年底已经按照日本职业联盟的部门设置进行了变革，准备在中超公司设立相关的竞赛部、商务部等要害部门，遗憾的是，因始终脱离不出“衙门”角色，至今无法实行。

　　如何让联赛真正成为一个有秩序的成熟市场，同时让中国足协摆脱本不该承受的压力和难题？

　　让中超公司彻底成为独立的运营实体，像英超股份公司、德国职业联赛联盟那样管理和运营自己的职业联赛，实为良策。这也是那些俱乐部投资人所期待的。作为资本的运作者，他们希望通过中国足球市场化和产业化的链条，来达到资本运作的目的。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当下的处境和英国足球当年类似。1980年代末期，英国足球联赛联盟有92 家俱乐部，他们控制了整个联赛，英足总（The FA）和联盟之间的对话不畅，甚至矛盾不可调和。1991年，当时的联赛联盟向英足总递交了一份名为《一个运动，一个团队，一个声音》的报道，旨在挑战英足总的权威。期间“超级五强”也一直在怂恿英足总支持他们另组一个联赛，于是英足总决定投其所好，作为对联赛联盟“犯上”举动的处罚。1991年4月，英足总首席执行官格拉汉姆·凯利公布了《足球未来蓝图》，批准22家甲级俱乐部脱离联赛联盟，成立超级联赛。

　　大多英国足球人士认为英足总的这个做法极端愚蠢。批准英超成立，虽然削弱了联赛联盟的实力，但却为英足总自己创造了一个更强大的敌人，投入英格兰足球的资金大多数都被唯利是图的超级联赛俱乐部控制，而那些“小兄弟们”很多因“断炊”而“自然死亡”，严重破坏了英格兰的足球基础。

　　而如果没有英足总支持，“超级五强”即使本事再大，也无法绕开英足总自行组织联赛。如果他们甩开英足总单干，那他们将失去参加欧洲冠军杯赛等利润丰厚的欧洲俱乐部赛事，同时他们的球员也得不到英足总、欧洲足联乃至国际足联的承认，也没有资格参加这些组织的赛事。于是，英足总和英超股份公司建立了一个新的合作模式，如今英超每年的产业化产值达到几百亿英镑，成为英国真正的产业之一。

　　什么时候，中超公司真正独立了，投资人真正想经营足球了，中国足球的产业化才会有希望。当然，即使中超公司真的和英超公司一样了，也要吸取英足总和英超公司的教训，防止因过于商业化，而导致民众无法承受门票价格的痛苦局面。

　　中国足球协会

　　中国足球协会是中国足球运动的管理机构，是亚洲足球联合会及国际足球联合会的成员。为全国性群众体育组织，中国全国体育总会的团体会员。职能是：研究制定足球的发展规划、计划和方针政策；负责和指导本项目俱乐部的建设和后备人才的培养，管理本项目的各级国家队；研究制定并组织实施本项目的全国竞赛制度、竞赛计划、规划和裁判法；组织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组织科学技术研究，提高训练水平；制定足球场地标准和足球器材的研究、发展；开展国际交往和技术交流等。

　　

（编辑：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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