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丈夫: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

　　2003年6月26日，丹尼斯撒切尔走完了他88年的人生旅程。

　　他去世的时候，白发苍苍的“铁娘子”用低沉的语调重复着一句话：“如果没有丹尼斯陪在身边，我不可能做11年首相。”如果丹尼斯还能听见，他肯定会用这样的话回应自己的妻子：“我和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度过了几十年的美好时光，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爱和忠诚。”

　　1949年，丹尼斯和玛格丽特在保守党的派对上邂逅。他是34岁的生意人，身材魁梧，英俊潇洒，有一辆美洲虎汽车，住在切尔西的富人区;她24岁，是保守党年轻的女国会议员，一颗正在升起的政治新星。他给长着金色秀发的她讲油漆的故事，那是他打理的生意;她听得津津有味，时不时给他普及点有关塑料的知识。作为牛津大学化学专业的高才生，她认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话题。这种谈话绝无小说中常见的浪漫，却有着异曲同工的妙处。

　　曾在英国皇家军队当过兵的丹尼斯先前有过一段长达6年的婚姻。虽然因为打仗的原因，丹尼斯和第一个“撒切尔夫人”离多聚少，但这足以让凡事都喜欢争第一的玛格丽特感到无名的沮丧，再有玛格丽特一家是虔诚的卫理公会信徒，这个教派强烈反对离婚的行为。如果选择了丹尼斯，她就必须放弃指导自己二十余年的信条。

　　丹尼斯不是政治家，但对政治并非一无所知。早在玛格丽特成为首相之前丹尼斯便已是成名的企业家，他却从不过分张扬自己的身份。当玛格丽特走进唐宁街10号，丹尼斯亲密而谨慎地站在她的身后，做起妻子忠实的保护者。玛格丽特担任教育和科学大臣时，政府遭遇严重的财政危机，她不得不撤消8-12岁儿童的免费牛奶，结果引起家长的强烈不满。愤怒的示威者追着她，把她叫做“抢牛奶的那个婆娘”。面对鸡蛋、西红柿和挥舞的拳头，习惯站在妻子身后的丹尼斯挺身而前，后来他轻描淡写地说，“因为我是她的堡垒。”

　　1951年，当玛格丽特接受丹尼斯的求婚时，还不曾体会自己的选择有多么正确。五十多年后她回忆说，当时说“同意”二字，是自己一生做出的最好的决定。无论玛格丽特走到哪里，丹尼斯总坚定地站在她的身后，不是羞涩地看着妻子，而是挥拳高呼口号，支持她的每一句演讲，每一条主张。丹尼斯是她最信赖的人。“他是一个好男人，好丈夫，好朋友。”

　　丹尼斯辞世才几个月，人们惊讶地发现，“铁娘子”又老了许多。

　　在欧洲君主立宪制国家，国王只是名义上的元首。做这种元首的配偶，其形象更觉模糊难辨。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的丈夫亨里克亲王就不止一次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产生过困惑。

　　亨里克虽然原籍法国，却出生在越南。他整个童年和青年时代都在这个热带国家度过。不过那时，他的名字一直按照法国人的习惯叫做亨利。后来，他到巴黎深造，攻读文学和东方语言学。28岁，亨利进入外交部，随后被派驻伦敦。就在那里，他和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姑娘一见钟情。

　　玛格丽特是丹麦王国的王储，未来的女王;亨利出身贵族，世封伯爵。因此，两个人算得上门当户对。1966年，亨利从伦敦急匆匆飞到哥本哈根，第一次以王储未婚夫的身份在丹麦国人面前亮相。

　　1967年6月，丹麦王室在弗雷登堡为他们举行了盛大而浪漫的夏日婚礼。为了与意中人结合，亨利不但放弃了工作和爵位，把名字也改成丹麦式的亨里克。从此，亨利伯爵变成亨里克亲王。婚后他们生下两个儿子，老大菲特烈如今已是丹麦王储;老二约克姆亲王1969年出生，娶的是来自香港的曼丽小姐。

　　在夫妻关系上，亨里克与女王也琴瑟相谐。两个人都能说好几种语言，都对文学有浓厚兴趣。亨里克不仅出版了个人诗集和回忆录，并且翻译了好几部法国文学作品。1981年，丹麦最大的书商出版了法国作家西蒙德博瓦尔的著名诗集《人总有一死》的丹麦文版，译者名叫H.M.Vejerb-jerg。这个译本在丹麦引起轰动，许多挑剔的批评家都觉得译作文字准确、流畅而传神。但这个神秘的H.M.，却是第一次听说。几个月后，出版社才向外界透露，那个H.M.其实是亨里克和玛格丽特两个人名字的字头缩写。诗集译文是女王夫妇合作的结晶。

　　然而亨里克以他诗人多愁善感的心，独自品味着异国的落寞。他不再是法国人，可是按照丹麦法律，他并不具备宪法赋予一个丹麦公民的权利。固然是免了交税的义务，但他即便想交税也没有收入。亨里克掏出的每一分钱，都来自妻子的腰包虽然需要他掏钱的机会少而又少。

　　2002年春天，年近古稀的亨里克亲王突然耍起了小孩脾气，独自跑到巴黎西南的采克斯城堡躲清静。虽然亨里克对出走原因不发一言，但熟悉王室生活的丹麦人全都心照不宣。这一年新年，王室有个接见外国使节的例行典礼。玛格丽特女王由于身体不适，主持典礼便落到王储菲特烈的身上。老亲王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他对报纸抱怨说，“很多年来，我一直是王国的二号人物。我也很满意这样的角色。我在丹麦已经这么多年了，我不想突然成为老三。”亨里克亲王负气而走，让丹麦人在此后的几个星期又多了茶余餐后的谈资。女王和王储随后赶到城堡与他相聚，至少在的摄像机面前，一家三口尽是笑脸，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即使亨里克心里有再多的委屈，至少面子上让妻子过了关。

　　在荷兰文里，女王“贝娅特丽丝”的意思是有福之人。在她之前，荷兰王室由女性掌政传位，已经三代一百多年了。贝娅特丽丝和她的丈夫，让荷兰王室相隔116年之后，迎来第一位男性子嗣。

　　赢得贝娅特丽丝芳心的那个男人，名叫克劳斯。1926年，他出生于德国多青根，两岁时随父亲移居坦桑尼亚。后来克劳斯回国上学，正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学一毕业他就被征入伍，编入德军第九十装甲师，驻扎在意大利，但一直没有参加战斗。被遣返回乡后，克劳斯以优异成绩重新通过中学毕业考试，进入汉堡大学政法系，毕业后进入前西德外交部。克劳斯聪明练达，对人彬彬有礼，工作后得益于职业的磨练而颇具绅士风度。难怪有人说，贝娅特丽丝会在一次婚礼上一眼相中他，合情合理。

　　克劳斯的德国血统让荷兰人备感愤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曾对荷兰人犯下不少罪行，鹿特丹港几乎被夷为平地。克劳斯的履历上，恰恰还有过当兵的记录。舆论发表了不少不利于王室的言论，贝娅特丽丝的父母也不同意女儿的婚事。倔强的她以绝食相抗争。荷兰政府再三审查了克劳斯的过去，最终认定他“历史清白”。1965年6月，27岁的贝娅特丽丝与39岁的克劳斯正式订婚。

　　克劳斯亲王以外交家的手腕赢得了荷兰人的好感。他能讲一口地道的荷兰话，是荷兰外交部工贸咨询委员会委员，还兼任荷兰银行和电讯邮政公司董事“克劳斯亲王和妻子一道为柑桔园修枝剪叶”。据说，贝娅特丽丝在公开场合每每遇到难以回答的问题，总是喜欢用一种特别的目光向身边的克劳斯求助。而外交官出身的克劳斯会不动声色地对妻子耳语几句，然后彼此交换一下眼色。贝娅特丽丝便能继续充满自信地侃侃而谈。

　　上世纪80年代初，克劳斯亲王被可怕的帕金森症击倒。他知道，没有一个医生能治好这种绝症。在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了妻子和荷兰的累赘。他想回到自己的城堡过普通人的隐居生活，于是忍痛向妻子提出离婚。失意的亲王对朋友说，“这是我所经历的最糟糕的事。我对什么都不抱希望了。我从没像这样诅咒过任何东西，即使对最凶恶的敌人都没这样做过。”

　　克劳斯的举动让女王深感不安，她不停地从海牙的王宫打电话给亲王，每天几个小时，从没断过。她要让克劳斯相信，自己仍然爱着他。据女王身边最亲近的人后来透露，为了唤回克劳斯，贝娅特丽丝一度想放弃王冠。

　　1983年夏天，贝娅特丽丝终于把克劳斯接回荷兰。倔强的德国人遇到同样倔强的荷兰女王，在爱人的臂弯里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

　　WW在说：

　　克劳斯与贝娅特丽丝的幸福二重奏，再一次证明了1 12。但克劳斯亲王因为患病而想与妻子离婚，未免小看了女王对他的感情。

　　陶菲克基马斯是印度尼西亚总统梅加瓦蒂苏加诺的第三任丈夫。

　　梅加瓦蒂的第一任丈夫是空军飞行员。1970年，飞行员在执行任务时神秘失踪，令梅加瓦蒂悲痛欲绝。她第二任丈夫是印尼驻埃及使馆的外交官，相识两年后两人举行婚礼。仅仅过了两个礼拜，这桩婚姻便宣告结束。

　　经历过两次婚姻之后，陶菲克闯入梅加瓦蒂的生活。苏哈托推翻苏加诺政权后，陶菲克作为苏加诺的忠实信徒，曾在1966年和1970年两次入狱。认识梅加瓦蒂的时候，他是个刚从大牢里放出来的穷小子，几件破衣烂衫就是全部家当。

　　事实证明，梅加瓦蒂选择了一个目光远大、办事精明的伴侣。凭着惊人的毅力，陶菲克从推销柴油起步，一步步成为雅加达连锁加油站的老板。梅加瓦蒂就职总统后，曾向政府申报自家财产，总额达到600万美元，夫妇俩拥有12辆汽车、10辆摩托车和14处房产。这些财产大部分记在丈夫陶菲克的名下。

　　梅加瓦蒂虽然继承了父亲的姓氏，却不具备苏加诺超凡的个人魅力，因此很难在混乱的印尼政坛中团结的党派支持自己。但是，她有陶菲克。这个从社会底层发家的男人很早就混迹各种政治势力之中，后来又在商界摸爬滚打许多年，真正是路路通吃的好汉。陶菲克谙熟商界和政界的奥妙，经常能把潜在的对手转变成朋友甚至盟友。再加上有足够的金钱撑腰，陶菲克俨然以梅加瓦蒂的政治资助人自居。为了让妻子能够顺利坐上印尼第一把交椅，他曾经亲自前往美国公关游说。

　　据说梅加瓦蒂就任总统后不久，和丈夫、三个子女进行了一次认真的长谈。不要利用总统亲属的身份牟取私利是这次谈话的重点。“我不在乎像父亲那样因为政治原因被赶下台，但绝不希望因为KKN而丢了乌纱帽。“接下来，陶菲克与妻子约法三章：不作政治交易、不搞KKN、不随便发火。第一丈夫理直气壮地说，“我所有收入都是通过合法渠道赚来的。我不觉得有敌人，但人们就是对我感兴趣。我早料到梅加瓦蒂当上总统后，我会成为众人的靶子。”

　　在印尼媒体眼里，身为国会议员的陶菲克是个“有观点的政治家和商人”。妻子的成功却让他难以施展才华。每当他有所动作，质疑之声便接踵而至。无论做什么都让敏感的媒体想入非非，这样的生活让第一丈夫意志消沉。陶菲克向密友诉苦，说没完没了的外交活动让他心力交瘁。为了寻找旧日的快乐，他不得不小心避开保安，常常溜出总统府，回到自己家里与老朋友通宵达旦地欢聚畅饮。

　　WW在说：

　　在亚洲国家，丈夫是家庭的指挥棒，现在陶菲克却得站在妻子后面。对他来说，小心谨慎地生活，就是对妻子最大的支持。

（编辑：蔡旭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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