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不孝顺也是孝顺”

　　扶沟县催桥村民老洪，现年70岁，家有四个儿子。老四前些年结婚时，女方要求1万元礼金，而老洪在给老四盖了三间瓦房之后，就没法支付如此昂贵的礼金。于是老四自己向老三借了5000元用于支付礼金，信誓旦旦地说以后自己还，而当他将婚结了之后就不再提这笔帐，说应该由老人来承担。老三因为老四没有还钱，所以每年应该给老洪的200斤麦子，自分家后就没有兑现过，而且老大还决定将老人的地也一并交给老三种，以抵老四结婚欠下的债务。按照当地习俗，老人应与小儿子一起过，但四媳妇以“你不走，我走”迫使老人搬出院子，现借住人家的废旧院子。当年纪越来越大，不能种地时，必须想其他的办法满足自己基本的生活开支，所以近几年，老太太每年都会下地拾麦，老洪则出去放羊。像老洪这种状况的老人在该地区已经很普遍，所以研究者在调查时能够切身感受到，农村孝道衰落严重，老年人的地位和境遇不容乐观。

　　然而吊诡的是，村民却认为老年人生活状况不错，“没有饿着，也没有冻着”。村里的年轻夫妇、中年人告诉我们，村里老年人的生活状况还不错，基本的生活都能保证，跟以前比生活好多了。老年人则说，村里没有不孝顺的，“孝顺也是孝顺，不孝顺也是孝顺，谁又有多孝顺呢？”同时，也有不少老年人在调查者面前哭天抢地，痛斥儿子、媳妇的不孝顺。然而普遍情况是，村民认可孝敬老人的传统，觉得子女负有照顾老人的义务，而且在实践中往往也履行这一义务，很少有绝对不供养老人的现象，即使诉苦的老人也能得到基本物质上的养老保障。那么，为什么研究者的感受与农民的实际经验，以及老年人与年轻一辈农民的体验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得从孝顺的标准和模式谈起。随着农村社会的巨大变迁，农村对老年人的孝顺标准和养老模式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代际之间对孝顺的理解上，子女认为对于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孝顺就是每年能兑200斤左右的粮食，只要兑现了粮食，父母没有饿着，就是孝顺。这是一种全新的孝道观念，我们可以称其为“经济性孝道”。这种孝道模式以理性考虑为基础，排斥亲情和人情成分。持“经济性孝顺”观点的子女认为，对于年老父母的赡养，就像对付有某种义务的陌生人一样，是一种赤裸裸的经济算计关系。在这个算计过程中，父母履行某种义务，子女才履行赡养的义务。当地村民认为父母必须履行的义务包括为子女盖房娶老婆，照顾小孩，有劳动能力时帮忙干农活等。只有在完成这些事情之后，当父母年老时，子女才会担负起赡养的责任。只要有其中任何一项没有完成都会成为子辈拒绝赡养的充分理由。这种新型孝顺观念已经在该地区成为共识。所以，当研究者带着传统的孝道观念进行访谈时，村民却用另外一套观念回答所提出的“是否孝顺”的问题。也就是说，村民用在他们中间已经普适化了的“经济性孝道”回应研究者观念中的传统孝道模式，所以造成双方在对话上出现歧意。

　　
传统的孝道模式和观念讲究的是道德、亲情和情感体验，可以概括为“亲情式孝道”，它突出强调的是在子辈在感念亲恩基础上对父母的尊重、爱戴和安慰，而不仅仅是用经济物质来衡量，更注重子女对父母的感恩之心，拳拳之情，从而形成子女对父母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关怀与眷顾。在亲情式孝道模式中，物质上的保障是最基本、最低级的层次，孝道更体现在道德、精神和终极意义上对老人的支撑。在这样一个模式中，老人站在道德的高位对子辈寄寓了包括情感、精神、灵魂甚至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意义，所以子辈身上承载着父辈诸多本体性的内涵。老人有这么个信仰，即将个体和家庭的意义与价值寄托在后辈身上，期待后辈能不负厚望，履行本职。然而，当孝顺的标准在子辈这一代人身上蜕变为只是物质意义上的义务，而脱卸了精神和价值含义时，老人在他临近晚年的时候突然发觉含辛茹苦、缩衣节食一辈子原来都是白搭，所有的期待和寄托都顿如烟云消散，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已无法寻求。因此，孝顺、养老观念以及代际关系的更迭在当前老年一辈的人心中烙下了沉重的印记，心态失衡、意义失落一股脑儿地表达在他们的哭天抢地的痛诉中，更多的则表现为无奈的感伤。这样，家庭不再是亲情、价值、意义寄托的港湾，已完全沦落为纯粹物质意义上的结构组合，不再承载具备个人情感和精神上的功能。

　　正因为对孝顺的不同界定才导致了面对同一现象，会出现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价。从“亲情式孝道”向“经济性孝道”的逐渐转变，孝顺的实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所谓的“经济性孝道”已经不是传统的、理想中的孝道，因而秉持传统孝道的老年人尚不能接受“经济性孝顺”是孝顺行为的当前理念。可问题在于，“亲情式孝道”式微之际，“经济性孝道”在中国乡村大地开始普遍开花。当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用纯粹经济理性的角度进行度量时，家的终极意义何在？

　　如果村民仅仅是谈论并谴责少数几个不孝顺老人，表明人们内心里并不认可只给父母口粮不管其他死活的行为，但事实恰恰相反，不仅村民不再觉得这种行为没有任何不妥，并且还认为这就是一种新时代的孝顺行为，而真正传统的孝顺行为和观念则早已成了反常现象。当村民都用实际行动赞同这种新型孝顺行为时，最终会出现怎样的后果呢？贺雪峰教授在这方面有精辟论述：“当一个地区中，子女对父母照料不够，甚至虐待父母成为常规之后，这个地区老年人的糟糕处境，就会给那些将老的人们，给那些子女仍未成年的父母以深刻教育，这些尚年轻的父母不敢相信子女在自己年老后会对自己有良好的照料，有足够的关心，有基本的赡养。”父母也开始理性为自己打算，“父母越来越多地在经济上和家务上与子女尽早分开。其后果是进一步造成父母与子女的疏离。”（《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仅仅从经济角度考虑代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抹杀了乡村中仅存的一点人情味和亲情温暖，最终必将导致寄寓农民生活意义的本体性价值的缺失和沦散。

　　而老年人含泪说着不孝顺也是孝顺时，他们又是怎么想的？他们已经无可奈何地被迫接受了子女的这种做法。正如他们说的那样“又有几个多孝顺的呢？都差不多”。养老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就像我们在扶沟地区看到的情况，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基本上是可以保证的，子女一般都会根据“经济性孝道”的观点给予老人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质条件。也许当父母普遍开始为自己的养老问题打算时，能保证他们年老之后能过上经济上比较宽裕的生活，但那也只是限于物质上的生活而已。而这种单纯物质上的满足并不是他们最终的渴求，老年人所倚重的仍然是“亲情式孝道”，是子女对自己的关心与反哺，是寻求自己年老之后仍有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但问题是，传统亲情式孝道的衰弱是不可逆转的社会变迁形势，那么此时又如何逐步解决老年人每况愈下的生活境地，特别是由此导致的精神和心理问题。

（编辑：蔡旭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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